李白:志在删述 辉映千春

来源:奔流文学网 | 作者:小奔  2021-03-01 09:02

中国诗歌发展到盛唐,声律、风骨俱备,正式踏入黄金时代。作为盛唐最杰出的诗人之一,李白长期游离于政治中心长安,直到天宝元年(742年),时年42岁的李白奉召进京,出任翰林待诏。所谓待诏,其实就是唐玄宗的文学侍从,属于闲职。这与李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的远大志向有着不小的差距。临行前,李白写下《南陵别儿童入京》,高歌“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一吐胸中的郁积。多年的奔走干谒终于敲开了朝堂的大门,李白也顺理成章地成为诗坛的新宠,“新诗传在宫人口,佳句不离明主心。”(任华《杂言寄李白》)两年多的长安岁月,李白留下了众多的奇闻轶事,如金龟换酒、饮中八仙、力士脱靴、醉草吓蛮书等等。这些为他赢得了“谪仙人”的称号,其洒脱不群、才华横溢的形象也深入人心,成为后世对诗人李白的主要认知。

在诗文中,李白塑造了一个丰富多彩而又独一无二的自我形象。首先,他是一个侠客,“十五好剑术,遍干诸侯。”(《与韩荆州书》),他时常称颂自己的豪侠之举,“结发未识事,所交尽豪雄。”(《赠从兄襄阳少府皓》)在《上安州裴长史书》中,李白回忆起在扬州接济落魄公子,散金30万的壮举,自豪之情跃然纸上。在李白诗作中,有许多刀、剑、酒等与侠客相关联的词语,而最能体现其侠客情结的,当属《侠客行》。其次,他是一个高士。李白曾在终南山、嵩山、庐山等地隐居。隐士的身份,为其被玄宗征召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也赋予了其诗作清丽的色彩。“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山中与幽人对酌》)这是醉后隐士的真率;“桃花流水窅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山中问答》)这又是隐逸的妙趣。最后,他是一个道教徒,同时也是一个积极入世的圣贤。天宝三载(744年),李白被“赐金放还”,离开了长安。所谓“赐金放还”,往往用在佛道人士身上,而李白也在“诏令归山”的当年在齐州授道箓,成为一名正式的道士。道教信仰,一方面丰富了李白诗歌创作的题材,如其诗集中诸多写服食炼丹的诗,以及与道教人士的唱和;另一方面也极大地丰富了李白诗歌的想象空间,如其诗中想落天外的夸张。作为一个道教徒,李白并不曾在道教教理教义上有任何阐发,而作为一位士人的他,则继承和发扬了正统诗学主张。在《古风·其一》中,李白旗帜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诗学观念,称“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又说“希圣如有立,绝笔于获麟。”在诗学上主张复古,并将孔子“文质彬彬”的文学主张作为信条。陈贻焮先生认为;他最主要的理想,是为帝王辅佐,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然后才遂其隐逸出尘、成为高士甚至神仙的浪漫理想。(《唐诗论丛》)

在诗文中,李白塑造着一个境界开阔的盛唐时代。李白好游历名山大川,少年时代,李白即遍访蜀中戴天山、大匡山、峨眉山等。24岁时,李白“仗剑去国,辞亲远游”(《上安州裴长史书》),他说自己“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庐山的瀑布、天姥山的云涛,还有敬亭山的独坐,金陵酒肆的送别和黄鹤楼下的“孤帆远影”等等,经过李白的“俊赏”,这些景致经历了诗意的改造,具备了别样的文化品格。李白天性豪爽,交游广泛,盛唐人物也在他的诗中得到了永生。其中,既有大诗人,如杜甫、高适、王昌龄、孟浩然。“思君若汶水,浩荡寄南征”(《沙丘城下寄杜甫》)表达了对杜甫的真挚情感;“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寄托着对友人的关切。同时,还有一些普通人或方外之人,有名有姓者如汪伦(《赠汪伦》),有姓无名者如五松山下的荀媪(《宿五松山下荀媪家》);方外之士如戴天山道士(《访戴天山道士不遇》)、蜀僧濬(《听蜀僧濬弹琴》)。这些名不见经传的人物,从李白的诗中走来,或淳朴,或真诚,仙风道骨、琴艺高超,带来那个时代的风物人情。李白的诗虽不及杜甫“诗史”的美誉,但对时事与民生也多有关注。写战争的,有“西屠石堡取紫袍”(《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的哥舒翰,有“千去不一回,投躯岂全生”(《古风》其三十四)的南诏之役;反映民间疾苦的,如反映纤夫劳苦的《丁都护歌》,以及被郭沫若称为“歌颂冶矿工人为宜的一首”《秋浦歌》其十四。至于中国古典诗歌中的游子和思妇这两大叙事母题,在李白诗中也随处可见,如《静夜思》《春思》《子夜吴歌》等。林庚先生说“李白是歌唱了盛唐时代的”(《唐诗综论》),在李白的诗中,我们既能真实地看到那时的人和那时的物和那时的事,我们同样也能感受浑厚与雄壮的盛唐气象。

在同时期的诗人中,与清淡的王维、沉郁的杜甫相比,个性张扬的李白更能体现盛唐的时代特征。首先,盛唐是一个自信的时代。李白的自信,是平交王侯、指斥人生的豁达。这种自信,即便是请求别人的帮助,也要夸耀自己“长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日试万言,倚马可待。”(《与韩朝宗书》)这种自信,是面对世人的不理解时,还坚信“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上李邕》)其次,盛唐是气势磅礴的时代。李白的诗歌,无论是形式还是语言,都体现出不拘一格的气势。奇崛者,如《蜀道难》;境界全开者,如《渡荆门送别》中的“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而千古名篇《将进酒》《关山月》则在时间和空间上任意穿梭。再次,盛唐是一个积极向上的时代。李白诗歌的最高成就在歌行体,他常以此类诗歌抒写世路艰险与怀才不遇,如《行路难》《将进酒》《梁甫吟》等。作为乐府旧体,《行路难》往往用以书写政治上郁郁不得志的苦闷,如鲍照的《行路难》二首。李白诗中,虽然也有“拔剑四顾心茫然”的踌躇和“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的苦闷,然而在诗歌的结尾处,李白用“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为自己、为这个时代寻找到了一条成功之路。

说不尽的“诗仙”李白,折射出的是道不完的盛唐气象。文学创作,只有与时代主题紧密结合在一起,其作品才能称得上是经典。在盛唐文化的浸润下,盛唐诗人既写边关塞漠,也写山水田园,从庙堂到江湖,全方位地展现着时代的风采。作为盛唐诗的杰出代表,李白自觉承担起鼓手的角色,书写和建构了他眼中的盛唐,为后人留下了美好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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