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红楼梦考证》一百年祭

来源:奔流文学网 | 作者:小奔  2021-03-08 09:05

胡适

胡适一点不照顾蔡校长面子,指他是“猜笨谜”

整整一百年前,也是3月,胡适坐在租住的北京北河沿钟鼓寺胡同十四号的大写字台前,写他的《红楼梦考证》。那时他29岁,当北大教授已经三年多了。

胡适从美国给《新青年》投稿,因而认识了主持人陈独秀。1917年蔡元培聘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又写信请胡适回国任教授,甚至说文科学长你来当。他们在《新青年》上倡导文学革命,提倡白话文,而古典白话小说名著正是白话文的典范。胡适还提出用科学精神来整理国故,一个重要实例就是考证小说。为配合这个目的,1920年,上海亚东图书馆开始陆续整理传统白话小说,方法是新式标点,分段排印,加一篇新写的序,内容最好是考证。此事的主持人是亚东图书馆老板汪孟邹,校勘整理者是其侄子汪原放,而明星作序者胡适更是畅销的保证。

先出版了《水浒传》《儒林外史》,而《红楼梦》的篇幅大,成本高,一边排印着,老板汪孟邹一边催胡适的序文:“红楼梦有一千二百页之多,……现拟发售预约,收些现款,以资补救。不识吾兄是拟代撰一篇考证,或是一篇新叙,请斟酌函知,以便登而告白。……仲甫(即陈独秀)仍作一叙,已与他接洽过也。”可是胡适的反应并不积极,《红楼梦》的材料不好找,他还没有准备好,也不喜欢这种预售的方式。一边是将本求利的半逼半劝,一边是勉为其难的半推半就。

1921年3月,北京发生了“国立学校索薪罢课”风潮,大学老师们为争工资不上课。胡适利用这空闲,在3月27日草成了约两万字的《红楼梦考证》(初稿),立刻寄上海发排。一个多月后,上海亚东版标点本《红楼梦》于5月出版,这篇《考证》冠于书前。

《红楼梦考证》的前一半是批驳前人的索隐派旧红学,其近在眼前的代表就是顶头上司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蔡校长在四年前发表了《石头记索隐》,主张“《石头记》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说也”。他索隐出贾宝玉是康熙帝的废太子胤礽,金陵十二钗均影射康熙朝文人名士,貌似女身,实指男士。胡适一点也不照顾蔡校长的面子,指他这不是考证,而是附会,是“猜笨谜”。《考证》的下半篇是胡适按自己主张的科学方法,去考证《红楼梦》的著者和本子两个问题。

这篇初稿是勉强成篇,胡适自己也很不满意。正是这一篇应付之作,开启了他深入探索红楼奥秘的极大兴趣。

1920年3月,蒋梦麟、蔡元培、胡适、李大钊(左起)合影于北京西山卧佛寺

顾颉刚、俞平伯的四十几封信件,为“新红学”催花结果

胡适在北大的学生顾颉刚,未满28岁,按年龄只比老师小一岁半,却执弟子礼甚恭。他刚刚毕业做了助教,胡适就请他帮助去查有关曹家的资料。顾颉刚天天上图书馆,从各种志书和清初人诗文集里寻觅曹家的故实。果然,曹寅的著述找到了,曹家的世系也找到了。把这些材料连贯起来,曹家的情形渐渐清晰。除了北大和京师(即后来的北图、国图)两个图书馆,顾颉刚还远赴天津图书馆,并去国子监抄录进士题名碑,找到了高鹗的名字和籍贯。每有所获,立即书面汇报,胡先生也随时回复,指点切磋。

这样,便得知曹家祖孙三代四人,相继任江宁织造长达58年,在任上办过四次为康熙南巡接驾的阔差事,荣华富贵已极,与《红楼梦》所描写的贾府颇相吻合。又查得曹雪芹名霑,是曹寅(楝亭)的孙子。再从《八旗诗抄》中看到敦诚、敦敏的赠诗,得知雪芹晚年贫穷潦倒、纵酒狂歌的境况,及其他许多材料。这样,对《红楼梦》的考证就完全面貌一新了。

胡适的另一个学生俞平伯才21岁,比顾颉刚年轻7岁,却早一年(1919年)从北大毕业,是早熟的才俊。他在1920年赴英国留学,仅十几天就回国。本年2月从杭州回到北京,仿佛是为了要赶上这“新红学”的诞生。俞平伯常到顾颉刚的寓里,探询和谈论他们找到的材料。

此后顾颉刚的祖母在苏州中风偏瘫,他只得返回家乡侍病,一年中往返奔波了好几趟。1921年夏天,在胡适、顾颉刚和俞平伯师友三人之间书信交驰,反复讨论《红楼梦》和曹家史实。顾颉刚说:“一个暑假里,我们把通信论《红楼梦》作为正式的功课,兴致高极了。”对俞平伯而言,收到顾的谈红信可以使他的病霍然而愈。从4月到10月间的这四十几封信件,成为日后俞平伯整理成书的基础,成为“新红学”催花结果的熏风。

1921年11月,胡适写成《红楼梦考证》改订稿,载于1922年5月的亚东再版《红楼梦》中,我们以后看到的都是这一稿。胡适引录了十多种书籍中的材料,并加以排比、综合、分析后,得出了有关作者曹雪芹及其家世、成书过程和主旨的六条结论,它们便成为“新红学”立足的基石。关于“本子”,胡适首次明白区分了戚本和程甲、乙本的区别,指出“最初只有八十回”,“后四十回是高鹗补的”。对于续书,胡适适当地肯定了它“作一个大悲剧的结束,打破中国小说的团圆迷信”。

在近百年后观之,除“著者”结论的最后一条“自传说”以外,其余基本上仍然成立,后人只是在胡适的基础上补充细化,而不能颠覆铲除。到1954年以后,被非议较多的是以下两点:其一,“《红楼梦》是曹雪芹‘将真事隐去’的自叙”。胡适此时为了反驳前人虚妄的索隐说,虽有理由却矫枉过正,他自己后来有些退让,并没有将其绝对化。其二,“《红楼梦》的真价值正在这平淡无奇的自然主义上面”。百年前的文艺理论概念还不成熟,自然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尚未严格地区分定义。平淡无奇要胜过神秘奇诡,这算不上是贬低吧。

1921年12月31日于杭州。左起:许若昂(宝驹)、叶圣陶、朱自清、俞平伯

蔡先生主动提供弹药,帮助胡适“向我开炮”

胡适的考证并没有终结,他虽然转引了敦诚、敦敏的诗,但是没见到他们本人的诗集,想来必有更多材料。要找的是敦诚的《四松堂集》和敦敏的《懋斋诗钞》,但在北京、上海两处大索都不获,几乎使他绝望。

1922年1月初,正在住院的蔡元培先生读到了胡适赠送的《红楼梦考证》改订稿。他并不服气,一边准备写答辩,一边建议胡适:“公所觅而未得之《四松堂集》与《懋斋诗钞》,似可托人向晚晴簃诗社一询。弟如有便,亦当询之。”晚晴簃诗社是由时任民国总统徐世昌发起,宗旨是征集和汇编清诗,故搜集清人诗集最全。出院后蔡先生趁着《石头记索隐》印行第六版,加写了篇自序,再“与胡适之先生商榷”,为自己辩护。

接下来发生的事很有趣。4月19日胡适从大学回家,收到了一部书商送来的《四松堂集》付刻前的写本。“隔了两天,蔡孑民先生又送来一部《四松堂集》的刻本,是他托人向晚晴簃诗社里借来的。……蔡先生对于此书的热心,是我很感谢的。……我寻此书近一年多了,忽然三日之内两个本子一齐到我手里!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了。”

这段故事的有趣之处并不仅在于胡适连获两书之巧,更在于蔡先生的热心助人,纯然无私。他完全能够想到,胡适得到资料,就能增添批驳自己的证据。这不是为对手提供弹药,来“向我开炮”吗?但是蔡先生毫无顾虑,怀着平常心帮助下属和对手。与此同时他发表公开答辩,仍然独持己见,铁面无私。而在胡适一边,似乎忽略了蔡先生的建议,三个多月没有去找晚晴簃诗社借书,还是蔡先生言而有信,于出院后亲自去把书借了来,再送书上门。蔡先生的观点容或可议,蔡先生的人品委实无双!

胡适得《四松堂集》之后,写了两篇《跋〈红楼梦考证〉》,一是用书里的材料补充曹雪芹生平事迹,二是回应反驳蔡先生的商榷,并不因得到送书而放他一马。一码是一码,学术见解与人际关系是两码事,胡先生的认真和执着也难得。

胡适要找的另一部书《懋斋诗钞》,当时并无消息。它要等到二十多年后,由周汝昌去发现。

从胡适《红楼梦考证》发表,到俞平伯《红楼梦辨》专著出版,标志着“新红学派”确立

俞平伯原计划在1922年初赴美游学,却遇上香港海员罢工而受阻。他只好怏怏返回杭州,已经辞了工作,只能设法卖文养活妻小。此时正好见到蔡校长的自序商榷文,他先写了一篇文章声援胡先生,也就是反驳蔡校长。此文3月在报上发表。一篇文章不能尽兴,也不够填饱胃口,好在已有去年四个月的信稿在,完全够成为一本书。俞平伯又给顾颉刚写信,提议两人“合做《红楼梦》的辨证”。4月里,他专程前往苏州与顾面商。顾颉刚要忙他自己的史学研究,志不在此,便鼓励俞平伯独力担当此任。俞平伯回到杭州,埋头著书。

5月底,俞平伯带着已经完成了一半的《红楼梦辨》书稿,再次赶到苏州,与顾颉刚谈稿。此时离俞平伯赴美的船期只有一个多月,必须不顾暑热,倒计时赶写完成书稿。7月7日自杭赴沪,8日匆忙为书稿写了一篇《引论》,7月9日下午动身上船。与顾颉刚握别之际,俞平伯将《红楼梦辨》的书稿交付给他,拜托校勘一遍并代觅抄手誊清。

俞平伯这次出国,是浙江省公派的赴美考察教育,但他又因皮肤瘙痒症,仅两个多月就退学回国,加上往返路程约四个月。时间之短,连那本书的校对还没有做完。年底时,顾颉刚交回请人誊抄的书稿,俞平伯自己修改校对,最后请顾颉刚作了一篇序。就这样,《红楼梦辨》于1923年4月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这是“新红学派”的首部专著。

与胡适前文重在历史材料的考证不同,《红楼梦辨》主要是文学的评价和研究。俞平伯批评了历来红学家中的“猜谜派”和“消闲派”,而认为作者的态度即作品的主题是:《红楼梦》是感叹自己身世的,是情场忏悔而作的,是为十二钗作本传的,对钗黛“无褒贬”或“两美合一”。在风格方面,作者是“自发牢骚,自感身世,自忏情孽,于是不能自已的发为文章”,风格就是“怨而不怒”。总体评价,俞平伯认为“《红楼梦》在世界文学中底位置是不很高的”,“应列第二等”,“《红楼梦》性质亦与中国式的闲书相似,不得入于近代文学之林”。

青年俞平伯的眼光很高,或者是还不识货,他这早期的看法与老师胡适大同小异。书中还讨论了《红楼梦》的时间、地点问题,列出了曹雪芹的年表,与小说人物贾宝玉混为一谈,这是过度去坐实胡适的“自传说”。俞平伯还考证了小说人物在八十回后的结局,讨论了高鹗的续书,认为是“狗尾续貂”,凡续书都不可能成功。

在《红楼梦辨》一书杀青前后,郑振铎、王伯祥等人曾与他开玩笑说:“平伯这一下可成了红学家了。”“红学家”一词因此而起,刚刚23岁的俞平伯不会想到,这将成为他的终身定位。

《红楼梦辨》是对胡适《红楼梦考证》的延续和发挥,“新红学派”因这一文一书而立起了旗杆。而顾颉刚虽然没有著作,但在那两年里他是胡适的助理,俞平伯的陪练。在别人看是甘当人梯了,在他自己,不过是练一练治学方法罢了。

胡适在《红楼梦考证》的结尾写道:我在这篇文章里,处处想撇开一切先人的成见;处处存一个搜求证据的目的;处处尊重证据,让证据做向导,引我到相当的结论上去。……我希望我这一点小贡献,能引起大家研究《红楼梦》的兴趣,能把将来的《红楼梦》研究引上正当的轨道去:打破从前种种穿凿附会的“红学”,创造科学方法的《红楼梦》研究!

这可以看作是“新红学派”的宣言。从1921年胡适《红楼梦考证》发表、亚东本新式标点《红楼梦》问世,到1923年俞平伯《红楼梦辨》专著的出版,标志着“新红学派”的确立。“新红学派”以注重科学史料的新方法、作者“自叙传”的新观点和亚东整理的新版本,三柱拱立,一举击溃了穿凿附会的旧红学,从此占据了主导地位。如果算到1954年,是超过30年;实际上至今不绝,已经百年。

周汝昌发现《懋斋诗钞》,达成胡适在二十六年前未遂的心愿

1923-1924年,鲁迅写成并出版了《中国小说史略》,其中论“清之人情小说”《红楼梦》时,无保留地接受了胡适的“自叙传”说。“然谓《红楼梦》乃作者自叙,与本书开篇契合者,其说之出实最先,而确定反最后。……迨胡适作考证,乃较然彰明。”以前的解释是说,鲁迅到1927年以后改变了认识,不再认同“胡说”。实际上《史略》一书在1930年改版,1935年重印,论《红楼梦》一章都没有任何改变,以其“别无新意”也。

而在另一边,俞平伯却改变了。1925年,他在《现代文学》发表文章《〈红楼梦辨〉的修正》:“本来说《红楼梦》是自叙传的文学或小说则可,说就是作者的自叙传或小史则不可。我一面虽明知《红楼梦》非信史,而一面偏要当它作信史似的看。这个理由,在今日的我追想,真觉得索解无从。我们说人家猜笨谜;但我们自己做的即非谜,亦类乎谜,不过换个底面罢了。至于谁笨谁不笨,有谁知道呢!”

1930年,俞平伯为胡、顾通信的《红楼梦讨论集》作序,再次明确表示:“索隐而求之过深,惑矣;考证而求之过深,亦未始不惑。《红楼梦》原非纯粹之写实小说,小说纵写实,终与传记文学有别。以小说为名,作传记其实,悬牛头,市马脯,既违文例,事又甚难,且亦无所取也。吾非谓书中无作者之生平寓焉,然不当处处以此求之,处处以此求之必不通,不通而勉强求其通,则凿矣。以之笑索隐,则五十步与百步耳,吾正恐来者之笑吾辈也。”

《红楼梦辨》固然显露出俞平伯的早慧和文学敏感,同时我们也不应该固守他23岁的观点便作出定论。俞平伯在25岁和30岁时的自我修正,显然更趋稳妥成熟。到50年代初出版《红楼梦研究》时,年过半百的俞平伯明言改正了旧作的两种错误,“本来的错误”和新材料证明的错误。他不惮于改正故我,弃旧图新。

从1926年7月开始,胡适有一次长达10个月的欧美之旅。1927年5月回到上海,有一部古书《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主动送上门来,胡适重价买下,命名为甲戌本。六年前,胡适在《红楼梦考证》中立志要考察的“本子”,至此才获得了早期抄本的实证。这不仅仅是一个抄本的发现,而被认为是考证派最终取代索隐派成为学术主流的历史转折点。1933年,胡适又在北平看到并考察了庚辰本,“新红学派”因此而确立不移。

1947年秋,29岁的燕京大学学生周汝昌在燕大图书馆发现《懋斋诗钞》,达成了胡适在26年前未遂的心愿。他因发表文章而开始与胡适书信往还,并“平生一面旧城东”,在东厂胡同一号相见。又一位北京大学的校长胡适,把珍贵的甲戌本原件借给周汝昌,一借五个月,毫不吝惜,还借给他其他书籍。对周汝昌提议的“集本校勘”,表示“我可以给你一切可能的便利与援助”——令我们想起蔡校长的大度无私。周汝昌与四兄一起,用暑假两个月时间,给甲戌本抄了一个副本。从此开始研究,到1953年出版了40万字的《红楼梦新证》。

1954年从春到秋,又有两位年轻人,27岁的李希凡和23岁的蓝翎,合作写出两篇文章,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观点。两篇文章受到高层的重视,《红楼梦》研究的路径从此而改变。

当红学遇上青年,红学便获得了活力,总有进取。如今是百年之后,所有这些人物,包括最年轻的“小人物”均已作古,令人思之怆然。“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百年之后的红学又该如何发展?它还能再遇青年,绝处逢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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