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尺牍中感悟共产党人的使命情怀

来源:奔流文学网 | 作者:小奔  2021-08-16 14:46

周恩来致周希农太公的信

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指出:“一百年前,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在长期奋斗中构建起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锤炼出鲜明的政治品格。”发挥书法记言录史功能,在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走好新的赶考之路和立志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的历史宏伟进程中,把好方向,找准定位,把伟大建党精神继承下去、发扬光大,是书法人的时代责任和神圣使命。

书为心画,言为心声。尺牍是书法艺术的独特表现形式,较常见的有家信、文人书简、手札便条等。书写尺牍,篇幅不长,乃书法家功力自然流露,手随心转,并非刻意为之,但见情见性自然率真,颇有韵味。尺牍反映书法家书写风格、艺术涵养与人文意蕴,是书法家内心世界、精气神的直观体现。《伯远帖》《快雪时晴帖》等尺牍精品至今为人追仰,在其精深的书写艺术,更在深刻的人文内涵。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重温李大钊、周恩来、范文澜三件尺牍,从点滴字句背后可感悟伟大建党精神和共产党人的使命情怀。

李大钊:为刘仁静的担保信

“哲学系学生刘仁静君学宿等费由鄙人暂为担保,一俟家款寄到,即行缴纳不误。此上会计课。李大钊。”李大钊纪念馆里的这张担保信,是李大钊资助众多革命青年学生的缩影。这幅尺牍,文字质朴敦实,沉稳端庄,正如李大钊的为人风范。李大钊不只为北京大学贫困学生刘仁静写拖欠学费的保函,还多次垫付学费,并引导他走上革命之路。当然,受李大钊资助的也并非只有刘仁静,还有众多的青年学生、工人。

若不是将大笔收入用于帮助别人,李大钊完全可以过上优渥自在的生活。1916年,李大钊回国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月工资120块银元,后来提高到140块银元,加上稿费和其他兼职费用,每月收入共约300块银元。当时小学教师月收入不到20块银元。据有关研究,北京当时物价水平并不高,“四口之家,每月十二元伙食费,足可维持小康水平”。李大钊当属高收入者,可虽经夫人赵纫兰尽力操持,一家生活仍十分清苦,家庭支出捉襟见肘。钱去哪了?在筹备建党之初,经费拮据,李大钊把大部分收入用于革命事业,以及用来帮助同志,接济社会百姓。他参与发起“北京学界赎路集金会”“北京大学赈灾会”“北京大学妇孺救济会”等活动。贫苦民众遇到困难,他主动慷慨出手倾囊相助。正因为如此,北京大学不得不在发薪水时预先扣下一部分直接交给赵纫兰,以免家庭陷入无米之炊的窘境。

一张尺牍展现一段历史,读出的是李大钊的赤子情怀。在他的影响下,一大批青年学子在心中埋下革命火种,致力革命事业。1927年4月6日,李大钊被捕入狱。他受尽严刑拷问,始终坚守信仰、初心不改,坚贞不屈、大义凛然。他在《狱中自述》中写道:“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为功为罪,所不暇计。今既被逮,惟有直言。倘因此而重获罪戾,则钊实当负其全则。惟望当局对于此等爱国青年宽大处理,不事株连,则钊感且不尽矣!”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念念不忘的是党的事业,是保护革命的后来人。

在狱中,李大钊和家人见过最后一面,女儿李星华在回忆文章中写道:“他脸上的表情非常安定、非常沉着。他的心被一种伟大的力量占据着。”这“伟大的力量”,就是李大钊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对革命事业的坚定信心。临刑前,李大钊对其他19位革命者说:“共产主义在中国必将得到光辉的胜利”“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李大钊同志对信仰和真理矢志不移,为传播和实践马克思主义而英勇献身,真正做到了自己所说的‘勇往奋进以赴之’、‘瘅精瘁力以成之’、‘断头流血以从之’。”

李大钊为刘仁静的担保信

周恩来:致周希农太公的信

浙江绍兴周恩来纪念馆里有张图片讲述了1939年周恩来假借清明探亲祭祖扫墓回绍兴开展抗战工作的往事。自1939年3月28日到31日上午,他在绍兴度过十分繁忙的四天三晚。30日晚会见各方人士,并为爱国人士和青年工人慷慨题词,工作至次日凌晨三点。期间,为先祖扫墓之事,他派人赴“百岁堂”周希农太公处,送上国币100元,随附便札,写道:“希农太公公赐鉴:兹派人呈上国币百元,请代办明晨祭席四桌,并于午间代请宝(保)佑桥本家各长幼午餐,烦渎之请,容明晨面谢。专禀,敬请晚安。曾侄孙周恩来叩,即晚。”

这封尺牍,入古而出新,清新雅致,厚实晓畅,周到的文字体现了周恩来对故土亲人深沉的爱,也展示了这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高风亮节。周恩来一生点滴中见原则,细微中见精神。他经常告诫领导干部要过好思想关、政治关、社会关、亲属关、生活关,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操守和优良作风。新中国成立后,身为大国总理的周恩来与在京亲属专门谈到绍兴祖坟“平坟”小事。他要求不准修坟,要平坟,整理出土地交公使用。为做好大家思想工作,他说:“平坟的问题,也不能由我一个人决定,以后如有机会到绍兴,我要找本家开个会,把坟平了。”后来,遵照他的意见,绍兴的周家将几处祖坟都平了,棺木全部就地深埋。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向周恩来同志学习“牢记手中的权力是党和人民赋予的,是用来为人民服务的,一身正气,两袖清风,自觉接受监督,敬畏人民、敬畏组织、敬畏法纪,拒腐蚀、永不沾,决不搞特权,决不以权谋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共产党人”。周恩来一生坦荡,两袖清风,严于律己、厚以待人,把一切献给了党,献给了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伟大事业。无论是他给自己订立的《我的修养要则》,还是给亲属订立的《十条家规》,都闪耀着伟大建党精神的光辉,展示出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周恩来心底无私、天下为公的高尚人格,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和中国共产党人优秀品德的集中写照,永远为我们景仰。

范文澜:给刘大年同志的信

范文澜故居陈列着范文澜致刘大年的信函。“大年同志:您因工作繁重,影响到健康,我们非常不安,盼望您早点得到修养,以便早点恢复健康。工院工作,请移交陈唯实、高锡金两同志,此地正在为您找住处,以便安静修养。致敬礼范文澜”。

这封尺牍,放逸不失严谨,灵秀不失温厚,典型学者书法背后感受到的是范文澜对专业人才的关切关怀之情。作为史学大家,范文澜不仅在史学领域开拓了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先河,而且肩负学术组织的领导工作,为党的事业发展始终不忘倾注心血培养学术后备力量。新中国研究近代历史的几代学人,很多都是在他的培养和影响下成长起来的。

延安时期,物质条件十分艰苦。据历史学家荣孟源回忆,当时范文澜一家三口住在一孔窑洞里,“靠窗处用几块木板支了一个大案子,是书桌,也是餐桌。案上有一盏小油灯……黑烟弥漫,火光如豆。范文澜同志就是在这盏油灯下坐着一个木凳子,夜以继日不停地伏案工作”。凭着极高的史学造诣和学术担当,范文澜仅用10个月便完成25万字《中国通史简编(上册)》。这部书的出版,是中国共产党人用马克思主义作指导,对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讲出自己的系统看法,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理论意义。毛泽东高度评价:“我们党在延安又做了一件大事,我们中国共产党对于自己国家几千年的历史有了发言权,也拿出了科学的著作。”

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谈到改进学风,纠正三方面弊病:不注重研究现状,不注重研究历史,不注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应用。范文澜一生“能文能武”,最终矢志史学研究,成就一流学问,在于他刻苦勤勉,把党的事业需要作为自身学术方向,就在于投身革命熔炉,结合“活”的实践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完成由精通国学向唯物史观的转变。

范文澜治学严谨,虚怀若谷。1955年,年仅30岁的吴德铎致信范文澜,指出《中国近代史》中关于“国闻汇报”的错误。范文澜诚恳接受并复函吴德铎致谢,并说“中国近代史书稿中其他错误之处,若有发现,亦盼随时指正,以便修改”。不以大家自居,诚意接受批评,虚心改正错误的专业精神,范文澜堪为治学表率。

范文澜致刘大年信函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必须把创作生产优秀作品作为文艺工作的中心环节,努力创作生产更多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体现中华文化精神、反映中国人审美追求,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有机统一的优秀作品,形成‘龙文百斛鼎,笔力可独扛’之势。”作为党领导下的专业性人民团体,中国书协要紧紧围绕“做人的工作”核心任务,服务引导广大书法家牢牢把握“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把个人艺术追求融入党和人民事业之中,与时代发展贯通结合起来,为时代画像、为时代立传、为时代明德,用中国人独特的思想、情感、审美去创作反映时代呼声、展现人民奋斗、振奋民族精神、陶冶高尚情操、彰显时代气象、富有中国气派的优秀作品。

李大钊、周恩来、范文澜是共产党员的优秀代表,是伟大建党精神的杰出体现。奋斗新时代,奋进新征程。三位共产党员的尺牍,为书法人思考走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的赶考之路提供了启示——

要始终对党忠诚。忠诚于党的事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而奋斗。

要始终干净履责。加强模范政治机关建设,从小事小节上加强修养,从一点一滴中完善自己,私底下、细微处、无人时,自觉守法守纪守德,始终不放纵、不越轨、不逾矩。

要始终担当作为。面对大是大非敢于亮剑,面对矛盾敢于迎难而上,面对危机敢于挺身而出,面对失误敢于承担责任,面对歪风邪气敢于坚决斗争,努力把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的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担当的实际行动,转化为推动书法事业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