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家》:细思极恐的爱情故事

来源:奔流文学网 | 作者:小奔  2021-08-25 10:30

“家”的宗教意义

巴金的《家》,是20 世纪中国销量最高的小说之一。1931—1932 年在《时报》连载时题名为《激流》,读者反应并不强烈,还差点被报社“腰斩”。1933 年开明书店出版单行本后,迅速出名。吴福辉认为看报纸连载和读单行本的是两类不同的读者,前者是都市市民,后者是青年学生①。这是很精到的观察。市民或是已经妥协了的觉新们,现坐在茶楼看报纸连载,希望看各种八卦或白日梦;学生还是觉慧的同党,一腔热血无处奔涌。说明报刊与学校这两个现代文学接触社会的不同途径,既反映不同读者需求,也影响作家选择倾向——从李伯元、张恨水到金庸,报人作家更注意市民销量,鲁迅等“兼职教授”更在意对学生的影响。巴金后来可能是唯一依靠版税稿费生活的作家。《家》在1949 年以前就出了三十几版。后来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各种《家》的版本累计印刷90 次,总数437 万。再加上1982 年四川人民出版社的《巴金选集》,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3 年出过繁体版本。总之《家》和《红楼梦》一样,是历来印数比较多的中国小说(20 世纪50 年代《红岩》等作品,也销量巨大,但有指定教材、政府推荐等因素存在)。

数据虽不敢肯定,但是说《家》是中国现代文学中读者最多的小说之一,应该没有问题。问题是,为什么后来一代代中国的青年读者都喜欢《家》?他们在里边读到了什么?另外,在什么意义上,《家》这个书名,可以和早一些的《药》,以及将近20 世纪末的《活着》一样,有可能概括20 世纪小说里的中国故事?

王德威说:“巴金的小说继承并糅合了‘五四’文学两大巨擘的精神:自鲁迅处,巴金习得了揭露黑暗、控诉不义的批判写实法则;自郁达夫处,他延续了追寻自我、放肆激情的浪漫叛逆气息。前者着眼群体生活的重整,后者强调个人生趣的解放。”②文学史上,“鲁、郭、茅、巴、老、曹”,巴金仅在鲁迅、郭沫若、茅盾三个所谓“党史人物”③之后。毫无疑问,巴金在20 世纪中国有巨大影响,但他的影响力与他作品的纯艺术价值之间不是没有落差。王德威婉转指出:“文学史家每每诟病巴金小说感伤乃至滥情的倾向,及其简化的人道主义呼声……的确在同辈作者中,巴金不如茅盾冷静细腻,不如老舍事故幽默,不如张天翼辛辣刁钻,更不如沈从文宁静超越。”④甚至巴金感伤煽情的风格,被钱锺书等人嘲笑。所以王德威把巴金小说概括为激情通俗小说,认为是现代中国文学的大宗,影响了不止一代年轻人。

《家》之所以成为最多中国人阅读的小说,除了通俗、激情之外,还有别的原因。简而言之,因为小说切中了中国社会的一个关键点,就是家与国之关系:社会怎样以家的伦理而结构,又如何以家的结构而运作。在某种意义上,中国人的宗教,不是以上帝、阿拉或佛主为神,而是以“家”为中心。

大家庭的恋爱悲剧

巴金姓李,名尧棠,字芾甘,1904 年出生于四川成都,祖籍是浙江嘉兴。巴金自己的大家庭,有将近二十个长辈、三十个以上的兄弟、四五十个男女仆人。祖父叫李镛,做过官,又买了很多地,修了很大的公馆,所以又是官又是商,还写诗,收集字画,和戏班子来往,生活中是一妻两妾,五儿三女。巴金的父亲李道河,广元县知县,后来辞官回家。小说淡化了大家庭中“官”的成分,好像只是乡绅地主。不过打仗的时候,大家庭还是有一些政治关系,可以使得军阀不来骚扰。

《家》的公馆里边,有很大的花园、湖泊和树林。核心人物是觉新、觉民、觉慧三兄弟,还有梅、瑞珏、琴、鸣凤四个女子。四个爱情悲剧,各有其成因、细节、出路和结局。

觉新不能跟梅表妹结婚,因为二人的母亲不合。表面理由是钱姨妈找人排了八字,说命相克。实际原因,根据琴在小说第七回里叙述(此事觉新本人并不知道),是钱姨妈和觉新的继母打牌不开心,在牌桌上觉得受了委屈,再要来讲亲事,赌气拒婚。小说把梅表姐的第二次婚姻写得很不幸,出嫁不到一年就守寡,婆家又对她不好,之后孤苦伶仃,跟着妈妈到高家暂住。梅后来病死,她母亲非常伤心后悔,觉得自己害了她。人物原型,巴金大哥的表妹,其实婚后变成白白胖胖的太太,养了三个儿子,但为了体现反封建的主题,小说里的梅只好凄惨忧郁而死。

觉新和梅不能在一起,是因为礼教,母命难违(母命难违,鲁迅也没有办法);觉慧和鸣凤的悲剧,是因为阶级鸿沟。觉慧虽然整天读《新青年》,他对鸣凤的好感其实也还是少爷喜欢丫头。喜欢她的脸、她的姿态,同时又幻想鸣凤如果是小姐就好了。他曾在花园嬉戏时说,“我要接你做三少奶”,叙事者当时马上补充,“他的话的确是出于真心,不过这时候他并不曾把他的处境仔细地思索一番”。⑤这话对一个丫头、一个少女的影响难以估量。鸣风理智上也知道,“你们少爷、老爷的都是反复无常”⑥,但是感情深处被种下了一个致命的希望。所以后来当周氏说要将她给孔教会会长冯乐山做小时,鸣凤哭着求情,坚决不肯去。周氏一时也有些同情,但她说实话:“这是老太爷答应了的,他说怎么办就要怎么办,我做媳妇的怎敢违抗?”⑦

鸣凤走投无路去找觉慧。觉慧忙着写稿,kiss一下就让鸣凤走了。鸣凤也不怨他,反而更爱他,想到以前大小姐和她说过,死就是薄命女子保持清白的唯一出路。这段细节设计十分煽情,当晚稍后,觉慧已知鸣凤要被嫁,他去了仆人住的地方找过,没找到。此时鸣凤已经走向湖边,临死她想:“我的生存就是这样地孤寂吗?”⑧“生存”“孤寂”,这些台词丫头说出来有点太存在主义了,但总体气氛还是写得很感人。“最后她懒洋洋地站起来,用极其温柔而凄楚的声音叫了两声:‘三少爷,觉慧,’便纵身往湖里一跳。平静的水面被扰乱了,湖里起了大的响声,荡漾在静夜的空气中许久不散。接着水面上又发出了两三声哀叫,这叫声虽然很低,但是它的凄惨的余音已经渗透了整个黑夜。不久,水面在经过剧烈的骚动之后又恢复了平静。只是空气里还弥漫着哀叫的余音,好像整个的花园都在低声哭泣了。”⑨

这是20 世纪中国文学中最煽情、最悲情的一个瞬间,穷富鸿沟、新旧冲突、男女矛盾,都聚集在这一瞬间里。当晚觉慧也没睡好,次日赶去上课,还读托尔斯泰的《复活》,并决定放弃鸣凤,“有两样东西在背后支持他的这个决定:那就是有进步思想的年轻人的献身热诚和小资产阶级的自尊心”⑩。他不知道鸣凤昨天晚上已经自尽。听到鸣凤跳湖的消息,觉民则不无称赞地说:“看不出鸣凤倒是一个烈性的女子。”?

对照鲁迅《我之节烈观》,鲁迅对节烈观的批判,几乎就是在批判觉民的价值观,而觉民在小说里基本上是一个正面人物。所以巴金真实地展示了自己的热情,也真实地暴露了自己的局限。

黄子平在给巴金《激流三部曲》写序的时候指出,觉慧、觉民跟高老太爷在道德观上有其相通的地方,违反传统道德的是克安、克定那一辈人。“‘你们说,你们在哪一点上可以给我们后辈做个榜样?’准则是礼教的准则,权威是爷爷的权威,产业是先辈的产业,支撑‘严辞’的‘正义’并非来自叛徒们信奉的‘新思想’,而是他们深恶痛绝的传统礼教。”? 但是,觉慧怎么放过自己呢?他在湖边愤怒,“我是杀死她的凶手。不,不单是我,我们这个家庭,这个社会都是凶手!……”任何概念的外延和内涵是成反比的。在觉民的劝告下,觉慧在湖边有一段独白,体现了典型的巴金文风——

觉慧不作声了。他脸上的表情变化得很快,这表现出来他的内心的斗争是怎样地激烈。(按:其实这句“脸上表情变化很快”就够了,不用再说“内心斗争是怎样地激烈”了,后半句可删,这是巴金小说里边的普遍现象。)他皱紧眉头,然后微微地张开口加重语气地自语道:“我是青年。”他又愤愤地说:“我是青年!”过后他又怀疑似地慢声说:“我是青年?”又领悟似地说:“我是青年,”最后用坚决的声音说:“我是青年,不错,我是青年!”?

巴金的小说,像曹禺的剧本,人物说话之前必定要加上一个表情说明,而不只是由对白本身来显示内容。这里第一个“我是青年”是句号,是陈述句;第二个是气愤,说自己无用,是感叹号;第三个是怀疑自己的身份,用的是问号;最后是领悟责任,坚定使命,又是感叹号。没有标点符号,“五四”文艺腔无法写作。这个从气愤到怀疑到领悟再到坚定的新青年,之后做了一个梦,梦见鸣凤变成了小姐,但两个人私奔还是不成。

让人细思极恐的“胜利”

鸣凤的原型,其实没有投湖,也没有嫁给冯乐山或冯乐山式的人物,她后来嫁了一个普通的长工,但巴金需要她的死来控诉封建罪恶。

第三个悲剧,小说把瑞珏写得美丽贤惠,处处体贴觉新,甚至善待梅表姐。这是小说非常成功的一笔,打破了凡父母决定婚姻必定错误的新八股。但是最后为了避免刚去世的老太爷所谓的“血光之灾”,瑞珏要搬出城外待产。难产而死的一章,强调觉新的痛苦视角,也是为了揭露大家庭的黑暗迷信,觉新没有寻求任何医疗协助。

《家》中的爱情悲剧其实不只三个,还有一段爱情故事就是觉民和琴。年轻时读《家》,只要琴出场,就觉得光明。这次重读,才发现第四个也是悲剧,而且更加可怕。大家族里众人对觉民的婚事都无异议,没有人要来拆散觉民和琴。唯一的障碍,最重要的理由就是老太爷许诺了觉民的婚事给他一个朋友,当时恐怕也不知情。重要的不是谁跟谁结婚,重要的不是家人有什么意见,重要的是老太爷的决定——哪怕是错误的,或者是丝毫不重要的,因为是老太爷的决定,所以不能违背。因为如果违背了,不仅挑战了“家长”,而且挑战了“家长制”。

所以觉民和琴的故事,比另外三段爱与死的悲剧更加重要,更加沉重。最后觉民和琴之所以获得“胜利”,只是因为老太爷临死前想见见孙子——反抗家长制唯一的胜利的可能性,来自于家长。这就让人细思极恐。再仔细想想,高家人,服从高老太爷,可以说是因为血缘,长幼有序,孝敬忠诚,不可违背。可是社会上也有“高老太爷”,并无真正血缘关系,甚至也不一定最年长最资深,为什么众人也会服从忠诚?这时就需要人们将趋利避害的利益权力关系,想象成、模拟成血缘、亲情或“共同体”。久而久之,甚至无意识中,对上无条件服从的忠诚的心理传统文化习惯,便从“家长治”变成了“家长制”。

简单归纳:梅与觉新不能成亲是因为与母亲斗气;鸣凤与觉慧无法恋爱是由于阶级鸿沟;瑞珏难产要归罪于迷信习俗;第四段觉民与琴,他们的失败和胜利,则完全基于家长制的权力结构。从今天穿越回去,沙盘推演:第一,母命——难违;第二,阶级——有点难度;第三,迷信——或可避免,觉新可以多找医生;但第四,不管是婚姻、爱情或者其他事情,“家”里谁最大,说的话就最正确。家庭专制演变成道德结构,恐怕更值得思考。

巴金也是回头看,才知自己既在写“家”,也在写“国”。1984 年给《家》的新版写序,巴金说:“我今天还看见各式各样的高老太爷在我四周‘徘徊’……我父亲是四川广元县的县官,他下面有各种小官,他上面有各样大官,级别划分十分清楚,谁的官大,就由谁说了算。我‘旁听’过父亲审讯案件,老百姓糊里糊涂地挨了板子还要向‘青天大老爷’叩头谢恩。这真是记忆犹新啊!”? 谁说巴金的作品浅?如果这种“谁的官大,就由谁说了算”的现象消失了,我们才有评说巴金通俗煽情的奢侈。

鲁迅在20 世纪20 年代写阿Q 的“土谷祠之梦”,写阿Q 幻想参加革命以后,首先要杀小D,其次是赵太爷,又要小D 帮他搬宁式床,又意淫村里各种女人。鲁迅在1926 年说:“恐怕我所看见的并非现代的前身,而是其后,或者竟是二三十年之后。”?巴金没有鲁迅那么清醒有远见,他在30 年代有意无意地写出了知县或高老太爷背后的家长制度。巴金一生信仰无政府主义,所以他对官僚的权力结构与家庭伦理道德完美结合的以“家”为外表的官本位现象,特别敏感。几十年来,几百上千万读者都觉得他们在看爱情小说,其实他们在看压制爱情、青春、个性的礼教家长专制。巴金自己也说:“我相信一切封建的遗毒都会给青年人彻底反掉”,这是1984 年给台北远流出版公司版《家》写的序。

当然“封建”这个概念有点含混,容易使人误解。“封建”至少有三个定义,一个是《左传》说的:“封建亲戚,以藩屏周。”周朝的君主将亲信分封出去,建诸侯国。封建作为一种政治制度,特指中国先秦的分封建国制,也叫分封制。可是马克思主义学说里的Feudalism(封建制度),特指欧洲中世纪的9 到15 世纪的政治制度。中国自秦以后实行郡县制、中央集权,分封制只是偶然的一种局部的存在。但在欧洲中世纪,公爵、伯爵的独立为王是一个主流制度。“风可进,雨可进,国王不能进。”如在中国,地方诸侯城池,风不能进,雨不能进,国王必然能进。

在分封制和Feudalism 以外,今天常用的所谓“封建”——巴金也用这个概念,一般泛指中国古代传统制度和礼教,简而言之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天地君亲师、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在20 世纪,这种制度和礼教的核心就是“家长制”:以家长的名义、用威权方法管理社会,统治国家。

巴金小说中的青年革命心态

巴金小说贯穿一种青年革命心态。其要点,第一,认为社会不合理,社会秩序不公平,青年人有责任也有能力来改变。第二,认为个人道德目标、人生意义都维系于这种改变社会的理想,而专业知识、职业道德就成了武器和工具。因为反家长心态跟反政府行为混为一体,失望、委屈、怀疑、愤怒、抱怨、控诉、抗议、仇恨,合在一起就是巴金作品中的“青年革命心态”。

巴金后来写《随想录》,越到晚年就越受人民的尊重。我以前对巴金的“青年革命心态”既同情又不满。现在重读巴金作品,反而增加了同情,减少了不满,好像越来越向巴金的“青年革命心态”靠拢。

巴金式的“青年抒情文体”,其实是我们从中学就开始模仿的文体。举例来说,巴金在《关于〈激流〉》一文中有两段——

为我大哥,为我自己,为我那些横遭摧残的兄弟姊妹,我要写一本小说,我要为自己,为同时代的年轻人控诉,伸冤……我有十九年的生活,我有那么多的爱和恨,我不愁没有话说,我要写我的感情,我要把我过去咽在肚里的话全写出来……

我忍受,我挣扎,我反抗,我想改变生活,改变命运,我想帮助别人,我在生活中倾注了自己的全部感情,我积累了那么多的爱憎……通过那些人物,我在生活,我在战斗。战斗的对象就是高老太爷和他所代表的制度……我拿起笔从来不苦思冥想,我照例写得快,说我“粗制滥造”也可以……我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也不想控制它们。我以本来面目同读者见面,绝不化妆。我是在向读者交心,我并不想进入文坛。?

巴金说“不想进入文坛”,意思是不会为艺术而艺术,巴金主张最高的技巧就是无技巧。他反对精心雕琢,他的文体特征:一是“我”(主语)特别多;二是人物说话时,有很多动作表情形容;三是全知角度里,作者有时直接跳进作品,比方写觉新不能进入瑞珏难产的房间,“他突然明白了,这两扇小门并没有力量,真正夺去了他的妻子的还是另一种东西”,写到这里,意思很清楚了,有另一种东西在夺取他的妻子。但巴金是不肯停的,他还要明确说明:“是整个制度,整个礼教,整个迷信。这一切全压在他的肩上,把他压了这许多年,给他夺去了青春,夺去了幸福,夺去了前途。”? 这一大段的解释,分不清是觉新在想,还是作家在说。

无论是“青年革命心态”,还是“青年抒情文体”,其核心都是青年。如果将小说中的人物排张表,会看到比觉新大的基本上都是负面人物,比觉新小的大多数都是被迫害的人物,觉新夹在中间是唯一的“圆型人物”,或者说是一个夹在新旧之间的充满矛盾的人物。要理解“五四”以后的进化论意识形态,《家》是一个最简单明了的图表。

其实我们每个人在年轻的时候都有做“忍辱负重的觉新”和做“反叛任性的觉慧”的选择,大家也可以想想,你在家里、公司里、社会上,自己是觉新,还是觉慧呢?

注释:

①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年版,第226、229 页。

②④王德威:《巴金小说全集·总序》,《巴金小说全集·家》,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3 年版,第1 页,第2 页。

③1989 年我曾参与《辞海》现代作家的修订,当时被告知鲁、郭、茅三个人不归我们学术界修订,因为他们属于“党史人物”。

⑤⑥⑦⑧⑨⑩???《巴金小说全集·家》,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3 年版,第75 页,第75 页,第218 页,第229 页,第229—230 页,第231 页,第233 页,第242页,第347 页。

? 黄子平:《命运三重奏:〈家〉与“家”与“家中人”》,《巴金小说全集·家》,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3年版,第8 页。

? 巴金:《为旧作新版写序》,《巴金小说全集·家》,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3 年版,第4 页。

? 鲁迅:《〈阿Q 正传〉的成因》,《鲁迅全集》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397 页。

?《关于激流》,《巴金小说全集·家》,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3 年版,第10 页。